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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愿者黄莉莉

“刚开始做这个调查时，特郁闷，总有想哭的感觉”

一位同事告诉我，她认识一个人，“把宣传生殖健康当做业余爱好”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个罕见的性教育志愿者。

这个人就是黄莉莉。我和她聊了几次后，她所说的那些让她自己“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”的事，听得我也直觉得匪夷所思。

黄莉莉的“业余爱好”就是下班后，去一些朋友的单位义务讲座。她自己制作的电脑幻灯片，内容相当丰富，从最基本的男女生殖系统常识，从受孕到分娩胎儿的发育过程，到如何避孕，如何防治性病，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，国外关于性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，等等。她说，会根据每次的听众，相应做一些调整。

第一次做这样的讲座，是给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内容涉及安全性行为，避孕，怀孕前的准备。

“有20来人，惟一一次男的比女的多。”回想起来，黄莉莉觉得那次讲座不太成功，因为“经验不足，语速太快，图片也没有现在多。”但让她很感动的，讲座开始前她声明，屋里不可以吸烟，要吸烟的到外面去。“我当时也担心会出来进去的，但过程中一个出去的都没有。”在座有3个女孩子，黄莉莉说，“她们的眼神让我感到，一定有什么是她们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想过的。”

“因为是工地，墙上都挂着安全帽，我就说安全套就像你们的安全帽，他们听了都笑。”“对着一群大小伙子你没觉得不好意思吗？”我问。“没有。”她回答得很干脆，“以知识传播性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说起来，他们比我不好意思。”

这个爱好进行起来也不那么顺利。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想请她去，黄莉莉把自己的电脑幻灯片快递过去，不想单位里一位工会干部看了后说，图片太多，太露骨了。讲座也就黄了。

除了讲座，黄莉莉还在北京一家妇产医院做一项调查，对象是22岁以下，未婚，住院做终止妊娠手术的年轻女孩。住院做手术的原因都是因为孩子大了，不能在门诊做人工流产，只能做引产手术。

黄莉莉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个调查有没有意义，我自己想一定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我问到许多第一手的材料，好多听得我一身起鸡皮疙瘩。”

到目前接触过的近20名对象中，年龄最小的15岁，职业从无业、大中学学生、幼儿园和中学老师，以及服务人员都有。

“刚开始做这个调查时，特郁闷，总有想哭的感觉。”黄莉莉说。

不止一个姑娘不知道停经有可能意味着怀孕，好几个都把妊娠反应当做是胃肠胀气，去看中医吃汤药调经，还有的肚子大了以为是自己发胖，吃减肥药“减肥”。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可能无知到这种程度？就算学校和家里不教，现在有那么多渠道了解相关的知识，网络、书、杂志，哪儿都可以看到啊。”我几乎是喊着说的。

“可就是这样啊！”黄莉莉说，也有的了解一些避孕知识，可就没想到要用在自己身上。有的认为怀孕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，怎么就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有的误以为医院不给未婚女性做人流，还有的因为没钱，不敢和父母说，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处理这件事，也不知道拖下去后果严重，不知道生孩子要住院，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手术，要做很多检查。

“看那些孩子的经历和遭遇，可能就差一个人，一句话，只要有那么点知识，知道闭经可能就是怀孕，早一点去查，就不至于到24周去做引产，不会有那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。”

黄莉莉不是现在才有这种感觉的。

“我做了7年助产士，看得太多了。”1990年，卫校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医院做助产士。她很喜欢这个工作，因为在医院里“只有这里是和生命打交道的”。她自己有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印着每一个她亲手接生的孩子的脚印。

有一天，她突然看到有人在楼道里哭。

“因为太奇怪了。”黄莉莉说，“一般产房外面的人都特别高兴。有着急的，没有那么伤心的，那个人哭的样子我至今都记得特别清楚。后来我就过去问，那是一个母亲，她流着眼泪和我说，女儿17岁，是美校的学生，在里面做引产手术。那个时候，未婚先孕的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。”

“因为这个职业，总有人来求你帮忙。第一个找我帮忙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，在手术室里她一直不说话，低着头，特别自卑。带着来的人会说，看你，给阿姨添多大的麻烦。实际上我当时也比她大不了多少。”

“说起这个我总是特别容易激动，因为我亲眼面对的太多了。”说着，她气哼哼地拿出一个笔记本，里面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“无痛人流”的小广告。“这种东西太不负责任了，没有痛苦，不影响工作，不影响以后生育，怎么可能？你让他签个保证书看他敢不敢？”

“只要一个晚上能制止一个人流，就值得！”

每次讲座结束时，黄莉莉都要说的一句话是：如果大家喜欢，请帮我推广，邀请你们的朋友也来。采访中，有一天她高兴地说，听她讲座的人已经超过100个了。

“你看，我现在讲了100个人了，我就可能对这100人有一点影响，他们还可以再影响他们的朋友。”

黄莉莉说：“在医院，一个人工流产的费用1000多元，一个中期引产最多能到6000多元。稍微大一点的医院，一个月都能做几百起，干嘛给医院创收啊，所以，我办讲座，只要一个晚上能制止一个人流，就值得。”

“其实我挺强调自娱自乐的，业余爱好嘛。”她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更多是给自己带来很多快乐。你讲的东西人家愿意听，那是对你的一种鼓励和肯定。要搜集了解各种信息，讲得多了，自己的思路更清晰，表达能力也在提高，也是丰富自己。

她在产院做调查，也是希望能搜集足够的资料，做一些研究，如果可能，在妇产医院做一个项目，专门针对青春期少女，给她们讲一些基本的生育和避孕的知识。黄莉莉说，可惜北京没有类似重庆未婚少女紧急避孕中心那样的机构，“否则一定要调过去。”她认为，这类机构不应该定位在怀孕了怎么处理，而应该定位在宣传如何避免婚前性行为和如何避孕，让志愿人员出去讲。中学、职高、宾馆饭店，年轻人多的地方，还有进城务工的人。

“有需要的人太多了。”甚至，一位医院里原来的同事，还来邀请黄莉莉去给他们科室的护士做讲座。

“护士不是专业人士吗？”我觉得挺奇怪。

“护士也是隔行如隔山。”黄莉莉说，她认识的一个人，是内科护士，被诊断为宫外孕，医院让她住院，她自己偷跑回家。“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我宫外孕了怎么办？我问她在哪儿，她说在家，给我吓得够呛。她一点也不知道宫外孕随时会大出血，有生命危险。”

生殖健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，老师和家长也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。

老师的态度非常重要。黄莉莉说，有次她到一所小学给女生讲月经，老师在旁边写板书。“我的题目是：每月一次奇迹，我们的朋友。老师自己嘀咕，多烦呀。老师这个态度，流露给学生的，肯定也是月经是件很烦的事。”

电视里播放卫生巾广告，7岁的儿子问爸爸，“那个结实又不漏的东西是干什么的？”

爸爸有点张口结舌，情急之下说：“补锅用的。”

儿子又问：“那妈妈每月都买补锅的东西干什么？”

黄莉莉说这是她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。“其实，如果父亲能利用这个机会，告诉儿子一些基本的生理知识，告诉儿子妈妈每个月会有几天特殊的日子，可能会身体不舒服，情绪不好，让他理解妈妈。如果这个孩子从小能理解妈妈，长大了就能理解其他女性，结了婚才会是好丈夫。”

“我也经常问我的朋友，你们说我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一个女的，疯疯癫癫到处讲这些事。”黄莉莉说幸亏丈夫非常支持她，单位里有同事要结婚了，丈夫会和人家说“先来我家做培训。”

黄莉莉现在任职一个做健康教育的机构。两年前，她和在某部委工作的丈夫去美国生活了两年，回国时，原本可以有很多选择，但她最想的，是去中学里做一名健康教育老师。

可惜，她当时给很多学校发的自荐信都基本没有回音，最多说，我们不需要，有校医兼任。

不能专职就先当业余爱好来做，黄莉莉很有信心，“我肯定能做成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

我有运气，想什么都能做成。真的不行，就等我退休了自己办一个生殖健康小屋，不就是当业余爱好做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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